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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人文经济学内涵博大精深，先要了解认识其有迹可循的思想脉络，方能逐渐登堂入室。人文经济学思想渊源的主要直接文献是2006年《“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1]，精要地提炼概括了“浙江人”善于传承并活用文化因素去经营产品、经营城市、发展壮大地方经济，提出浙江经济的成就关键在人，文化与经济融合推进科学发展，核心是要以人为本。最近的直接文献资料是习2023年提出的“苏杭”命题[2]，从历史源流到现实实践以及未来发展，追问文化繁荣与经济繁盛的耦合效应，明确“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范畴。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明确了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和关键任务。上述可见，人文经济学是关于大文化与大经济发展的总体性探究，“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是一个具有历史纵深度和现实宽广度的开创性理论视阈，是关乎民族复兴、大国治理、文明互鉴等重大战略的宏阔思考，“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人文经济学就是要探讨文化传承发展之于经济进步的历史脉络、时代实践，以及未来趋势所蕴含的人本作用、发展逻辑与理论体系。

　　对于人文经济学的学术探讨和实践检验，必须有文明绵延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的纵横视野格局，要尝试回答四个关键问题：文化赋能当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普遍经验与模式有哪些？怎样的文化发达才是经济走在前列的深厚动能？人文传统如何影响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做好中华文明在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主体性建构与现代化发展？归根结底，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都需要“突出一个‘人’字”，对于这些问题的落实要关注作为文化和经济活动主体的人。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基础是内涵界定、体系架构与科学论证。基于相关文献阐释与文化经济思想理解，本文认为，人文经济学是探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体系，站在人类文明进程的大视野，深入研究并促发以人民为核心主体和根本动力的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耦合效应。人文经济学研究的体系架构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两个维度进行梳理，要考虑到人文经济学的现实重要性和紧迫性，即如何系统性探讨并推进国家或地方层面的文化繁荣与经济增长。同时，人文经济学的现实合理性、有效性需要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作支撑，即文化多样性与经济增长机制之间的有机性与耦合性，具体比如欧洲历史文化与资本主义模式的历史关联、中国文化传统对于经济体制机制发展演进的影响与选择等。现实维度的人文经济学研究，按照经济活动的一般分类大致可以细分为三个层次，即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层面探讨的是人文价值赋能经济增长的总体性现象与问题，比如亚洲价值观与东亚经济增长、浙江文化与浙江经济、文化扶贫、文化润疆富民等；中观层面关注的是产业经济范畴意义上的文化经济现象与问题，比如文化及相关产业、文商旅融合、文化科技融合、文创集聚区、文化贸易等；微观层面聚焦于市场主体的文化现象与问题，比如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或产品品牌塑造等。历史纵深维度的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关切是民族文化传统及其经济发展的继往开来问题，比如马克斯·韦伯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中国的人文经济学，重点理论问题就是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传承发展关系、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文化根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华文化的结合等。人文经济学的内涵与体系是否具有合理性并得到广泛认同，最关键的工作是科学论证，这也需要新闻媒体深度参与。

　　当前，人文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新闻报道实践之间总体上缺乏统筹呼应，理论研究涉及文化、哲学、经济、管理等多学科并进，但尚且缺乏体系性、规范性学理建构，导致目前有些偏重抽象的人文价值思辨；新闻报道实践总体在文化与经济融合意义上的挖掘深度不足，且比较欠缺系统性和层次性，人文经济特定“样本”调研报道较多，但缺乏对于人文经济学历史与现实的普遍性价值验证。主流媒体对于人文经济学的深度报道与探讨对学术研究具有启发和引导价值，能够通过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人文经济实践案例，为这一重大理论体系夯实科学论证的基础，并切实推进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乃至学科体系建设。

　　从新闻报道来看，做好这个问题的选题规划，需要对涉及具有人文价值内涵、具有赋能特征的经济发展实践进行系统性分类。人文经济特征最直接的一大领域是中观维度的文化和旅业，比如文化服务业、文化制造业、文化贸易、文旅文创等；第二大类型是文化与经济双效统一的区域实践，比如苏州人文经济样本、杭州人文经济样本、山西数字文旅、景德镇陶瓷文创、云南茶文化经济等。人文经济的实践指向更宽泛复杂的领域，是那些以“人”作为关键承载主体和文化相关的宏观经济活动以及微观企业管理方面的发展实践，宏观维度比如共同富裕、诚信经济、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等，微观维度比如非遗保护性生产、文创产品设计、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等。进一步的实践验证需要提炼典型案例并分析、总结人文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征，在中观维度的发展模式提炼应该紧扣“两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针对诸如文化资源保护性利用、文旅融合、文科融合、“内容为王”等挖掘、筛选典型案例。

　　除系统性典型案例选题规划外，还需要考虑开展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量化测度。相关实践性案例如英国数字、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CMS）文化遗产实物与数字资产系统性评估[3]、德勤罗马斗兽场资产价值评估等[4]，都充分衡量了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无形价值等）。美国也尝试明确量化遗产资源的经济贡献，包括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诱导效应等，凸显遗产资源在就业、工资、税收和GDP方面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5]。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评估，对于提升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积极性，实现文化数字资产价值，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为支柱产业等都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这一工作需要在大量个案分析以及文化经济大数据建设的基础上，政府主管部门、国家高端智库、主流媒体、学术界等合力共同推进。

　　第二层级的实践验证命题：怎样的文化发达才是经济走在前列的深厚动能？“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这个重要判断是人文经济学理论研究以及人文经济发展实践的关键点，需要对文化软实力赋能经济增长做系统性研究和实践验证，要全面论证文化发达与经济发达具有的高度协同性与耦合性，要探讨并推进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融合发展。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及报道案例来看，有关文化与经济耦合性的实证探讨还不够系统全面，基本上都是只做正向研究论证，几乎没有非正向、多维度验证与分析，比如文化发达但经济不发达、文化不发达但经济走在前列、文化不发达经济也相对落后等不同匹配情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确实是人文经济繁荣的典范，但如果人文经济学主要以此支撑，显然不够。作为高度概括并系统指导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从实践中来还要回到实践，通过个案归纳和逻辑演绎，上升到具有相对普遍适用性的规律性认识，进而还要能对实践发展有启发和指导作用。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挑战，即有很多地方被认为文化发达但经济相对较落后，比如山西、陕西、甘肃等；同样，也有很多地方被视为文化底蕴不足而经济比较发达，或某些区域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并不一致。

　　文化与经济耦合效应的多维度论证，必须回答“怎样的文化发达才是经济走在前列的深厚动能”这个根本问题，其中的关键是关于“文化发达”的判断，经济是硬实力有硬指标，文化作为软实力，如何评价其发展水平？我的看法是要从主体“人”的文化活跃度表征去考量文化软实力，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人为本的文化软实力水平是衡量文化发达的基本依据，也就是“四力（凝聚力、生命力、吸引力、影响力）”能量值。具体来看，江浙之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现在的江浙人民不仅做好了传承发展，也很善于学习创新，这是典型的文化发达。再看山西等地，历史上“山西人”创造了非凡人文经济辉煌，留下了丰厚文化资源，虽然文化家底殷实，但如果现在“山西人”不能做好传承发展创新，较弱的区域文化软实力显然会制约经济硬实力发展水平，如今山西要复兴人文经济，根本在“人”，留住人、吸引人，人文活跃包容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自变量。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可能欠缺历史文化积淀，不过现实的“深圳人”敢闯敢干且年轻有活力有学习热情，深圳文化发展具有很强包容性并充满创造力，人文经济学给了一个全新的看待和探究深圳经济发展奇迹的人文视野。

　　一言以蔽之，历史家底厚实不见得就是文化发达，更要看现实的人文势能活力。有了这样一个评判标准，人文经济学的普遍合理性和有效性就总体能建构起来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人文活跃，文化软实力强盛，同时经济也会是繁荣有活力的，当下实践能验证，历史比较也基本成立。把握文化发达与经济繁荣的耦合效应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也能更有力度、更有深度地研判人文经济发展的水平与质量，并提出改善提升的针对性对策建议，人文经济繁荣发展的根本是体现人文化成势能的文化软实力水平。

　　第三层级的深度探索问题：人文传统如何影响现实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在人文经济发展实践上，历史文化资源的厚度并不适宜作为赋能经济繁荣的文化发达关键指标，但无可回避的是，文化与经济的发展都不可能凭空实现，都是扎根特定国情或区域历史文化土壤而实现的成长。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人文传统对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以及透过风俗伦理与规则制度的复杂传导影响，可能既有正向积极作用，也会有负面消极影响。人文经济学的系统化、普遍性论证，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实践上，都必须回应的复杂问题，也有必要从这个问题出发，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指南，合理推进人文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人文传统在当代最具显性特征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融合赋能，非遗受到空前重视，保护力度不断增强的同时，文化品牌属性也越来越显著，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相关的非遗市场价值日益提升；同时，很多经济活动也更重视非遗元素的品质内涵提升作用，比如工业设计、时尚设计以及产品品牌或企业品牌的塑造，来自民间民族文艺的符号审美非常普遍。传统节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公共社会活动，比如中国的春节、清明、中秋等，对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是深远，值得做专题系统性深度报道和探讨。

　　人文传统还有一大类型是潜移默化、习焉不察地隐含在特定社会群落中的某种风气习惯，比如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的由宗亲、地缘、业缘等构建起来无所不在的“关系”文化，这种人文传统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多时候是透过影响社会制度规则发生的，制度的刚性良性运行是这种人文传统是否能实现良好经济赋能作用的关键，比如基于熟人关系的信义文化，是否能溢出到陌生人社会增强契约机制并降低交易成本，关键就在于人的道德伦理与契约精神，还需要政治制度对于传统人文生态的稳定性保护与有效规约。这方面的人文经济学研究在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已然颇有建树，用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论证诸如方言、宗祠、关公文化等对于区域经济社会、企业治理、金融活动等方方面面的关联影响。主流媒体在这个领域也可以做一系列很有社会经济深度的选题。

　　更广阔圈层的大格局战略级智库命题：如何做好中华文明在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主体性建构与现代化发展？“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6]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要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以高度自觉自信的文化主体性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人文经济学是对于中国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体实践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就是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寻内生文化主体性能量，实现自主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研究和论证人文经济学，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上阐释其精神内涵，也要从中国具体实践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视野讲清楚人文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价值。

　　具体有三个方面的研究论证工作：其一，中国人文经济传统的源流与案例分析，比如先秦诸侯国以及唐宋、明清等中国历史代表性时期的文化经济协同性考证和晋商、徽商、秦商、鲁商等代表性商帮案例分析；其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人文经济活动及其案例梳理，比如“一带一路”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东亚及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与经济交融等；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中国文化与经济繁荣发展的经验与规律性探讨，尤其要深挖新时代以来内涵深厚的人文经济发展的理念及其实践，比如共同富裕的人文经济实践、“两山”理念等的人文经济实践。

　　总之，人文经济学基本任务是探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历史、现实及其趋势，这个重要理论命题更高深的指向，是要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主体性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体化问题。无论是哪个维度的人文经济学研究与论证，始终要紧扣“人”这个关键主体，民为邦本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能量之源，正在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规模巨大的中国人探索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闻媒体做好人文经济学视野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报道，需要有大格局小切口，要高站位微聚焦，关键要关注分析人（比如“浙江人”）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中的能动性。（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